未来关键10年 中国须闯过哪些“峡口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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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未来关键10年,中国须闯过哪些“峡口”?

  来源:瞭望智库

  记者 | 徐欧露 《瞭望》新闻周刊

 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首次突破100万亿元。“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、科技实力、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。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评价。 

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新蓝图是:到2035年,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专家分析,这意味着按现有不变价格计算,到2035年我国GDP将达到200万亿元,这需要未来15年,中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保持在5%左右。

  实现这个目标,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与奋斗。今后一段时期挑战更加严峻——

  国际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,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上升,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受到非经济因素严重冲击,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幻不定。

  国内。“低垂的果实”已经越摘越少,发展动力的转换迫在眉睫。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,“卡脖子”问题突出,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,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,劳动力总量呈下行态势。

  “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,未来这十年对我们非常关键。”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。

  他认为,在这个窗口期内,中国经济能保持较快的高质量发展,补好发展的短板,就能更充分地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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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

  人多、地广,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,也让实现现代化的挑战升级。

1月18日,由贵州桥梁集团承建的都(匀)安(顺)高速公路云雾大桥成功合龙杨文斌摄
1月18日,由贵州桥梁集团承建的都(匀)安(顺)高速公路云雾大桥成功合龙杨文斌摄

  从现实来看,二战后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少数几个。俄罗斯、巴西等大国人均GDP始终在1万美元上下徘徊,无法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。

 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、面积第三的大国,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事件,这一过程会遭遇到许多一般国家未曾遇到的挑战。

  治理难度更大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撰文指出,人口规模之大,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中国的人口庞大。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,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,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,需要高超的治理能力。

  能力要求更多。比如,中国成为“基建狂魔”,是在解决地域广阔、地形复杂的基建需求中锤炼出来的。再如,人口较少的国家,只需少数几个产业就可能实现经济总量的跃升,像目前半导体相关产品已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5%~20%。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,需要大规模培育出多个产业龙头,才能支撑起足够的中高收入群体。

  依赖外力更难。“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,依靠国际市场是带不动的。立足国内大循环,既是战略谋划,也是现实要求。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早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。

  遭遇阻力更强。大国升级,产生的利益影响更大。以14亿人的体量,生活水平整体大幅提高,会引起世界资源分配格局的巨变。

  加上“14亿人”的定语,达成任何目标的难度都升了级。

  而在有限的时间窗口里,中国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—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、“弯道超车”提供了机遇,但也存在现有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;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,也存在世界陷入新旧治理体系碰撞的风险;高质量发展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,但也存在转型不畅、经济失速的风险……

  这些风险背后,是一个个必须跨越的关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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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船过峡口

  卡脖子、攻坚战、底线思维、总体国家安全观……将这几年的高频词摆在眼前,不难勾勒出藏在背后的一系列横在强国路上彼此影响的待解难题—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,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,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,生态环保任重道远,民生保障存在短板,社会治理还有弱项……

  自主创新关。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,无论是培育新动能、发展新兴产业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,还是改善人民生活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保障国家安全,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。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实现自主可控,这是发展的基础,也是产业升级、避免陷入低端产业分工的关键。

  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,还有很大差距。

  例如,在基础研究方面,我国SCI科技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只有10次左右,低于世界篇均被引次数(12.61次)。在战略高技术方面,仍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。

  “我国在前沿技术和基础科学领域还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,不够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发展。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,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,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,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,不仅使经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,而且国家安全也面临着重大隐患。”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。

 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,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是跟随型科技发展模式,擅长集成创新、应用创新,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高。

  “我国的科技体制、创新体系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,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。”眭纪刚说,包括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形成,人才创新活力没有得到有效激发、体制机制障碍尚存等。

  经济转型关。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,土地、资源供需形势变化,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,“数量红利”正在消失,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必须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,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。

  而实现这个目标尚面临诸多挑战——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、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待健全、产业体系依然存在“大而不强”“全而不优”的现象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、体制机制存在制约、政府管理方式不适应等。

 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,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。“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总体还是供给侧结构的问题。”韩保江指出,我国产业整体还处在制造业的中低端,高附加值特别是技术贡献率较高的产业发展还不充分。

  就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来看,一方面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、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,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。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未完全消除,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化程度和权益保障水平有待提高。

  就市场经济体制来看,专家指出,我国要素市场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。要素市场的不健全,制约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。

  治理提升关。从国家治理历史演进来看,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高低,直接反映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。受访专家表示,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,如制度执行力有待提升、制度执行监督还需完善等。

 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,推进有为政府建设,对各领域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牵引、支撑和保障作用。

  “新发展阶段,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,政府部门仍存在职能转变不到位问题,突出表现为干预仍然过多,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不足,市场监管不到位,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。”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宋世明说。

  发展安全关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成功防止了经济上大的波动,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或严重的经济失衡。

  韩保江指出,在目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严峻、国内中长期问题突出的新形势下,我们正处在风险爆发的窗口期、多发期。确保国家经济安全,是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保障,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。

  改革开放之前,我国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经济,受外部环境影响并不明显。改革开放后,我国发展又长期面临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,经济安全风险并不突出。在此情况下,对经济安全风险的预警、防控机制建设也就相对滞后。

  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有待加强。如研发设计等方面竞争力不强,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5年的29%下降为2019年的27.2%,产业链和供应链衔接不够密切等。

  粮食、能源、资源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高。如我国部分农产品、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生产还难以完全满足国内需求。2019年,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%。

  局部金融风险依然存在。专家指出,随着存量风险“水落石出”,金融风险形成过程中伴随的腐败和违法犯罪行为突出,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,外部不确定性增加,金融风险防控仍面临严峻挑战。

  此外,生态安全、民生领域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有待加强,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有待建立健全……

  复杂约束关。不仅关口重重,中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的同时,一系列全新的外部复杂约束也不断涌现。

 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调整。2020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,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

  “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、革命性的。”韩保江说,低碳化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倒逼机制。对中国的经济结构、技术选择,影响都将可能是颠覆性的。

  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人口老龄化。我国已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,2019年底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.54亿,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,2033年将突破4亿,2053年将达到4.87亿的峰值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学部委员蔡昉告诉记者,“未富先老”、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,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,构成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国情,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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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4亿人的底气

  “去年,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,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。”1月24日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网站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,尽管有许多退出中国市场的动机,但外企却很难这样做。它们认为应减少对单一市场供应链的过度依赖,但同时表示,更大的风险在于失去中国市场。

  某种程度上,这正是中国“战略机遇”的写照——面临全新挑战的同时,也手握多方面优势。

  因大而强。大国升级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挑战,同时也构筑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和基础。

 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、完善的配套能力,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,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。

  这让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拥有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——产业配套能力强;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强;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研发费用……

2月22日,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首次公开亮相 王晔摄
2月22日,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首次公开亮相 王晔摄

  更重要的是,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。“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,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,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,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所在。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告诉本刊记者。

  这个市场还在不断扩大。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中期和工业化中后期,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,广大人民群众对消费有了更多期待。据相关预测,到2030年,我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达到16%。

  市场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、拉动产业升级的最强动力之一。超大规模市场才能支撑完整产业链。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撰文指出,中国有最大的市场,足够把任何一个产业都做到世界顶尖。一般来说,一个国家至少要有5000万的人口规模,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,才能支撑住本国多种产业的全面发展。

  因人而深。受访专家指出,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是,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、金融资本投入相对较少,而作为人口大国、人才大国,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。

  一方面,截至2019年底,我国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40万人,占总人口的64%。另一方面,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.5年,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%,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.6年以上,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同时,我国目前有1.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,每年毕业的大学生800多万,形成了一支由普通工人、技能人才、工程师、科学家组成的结构完整、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。

  这也意味着,同样的科研投入,可以支撑更多包括工程师在内的科研人员。特别是在一些领域研发活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的今天——根据摩尔定律,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,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,需要的科研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增加了18倍,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——人才红利显得尤为重要。

  因制聚力。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,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。

 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,确保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,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。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,人民真正管理国家各项事务,这是改革获得源源不断生命力的源头。

 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,中央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抽调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。从两弹一星到脱贫攻坚,在无数次攻坚克难中社会主义制度显现出鲜明的优势。

  改革创新、与时俱进,善于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,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……

  这些优势,正在跨越关口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。

  蔡昉说,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,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、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,充分表明我国制度的无比优越性、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、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,这都是我们化挑战为机遇的底气所在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来源:新浪网